摘 要

【关键词摘要】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从硝烟岁月到新时代,它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充沛绵绵的伦理动力和滋养。延安精神及其蕴含和倡导的道德规范,具有强劲的经验普遍性力量。实践逻辑证明,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且内化为人民群众道德行为的普遍依据,外化成新时代伦理世界的美德高峰。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不仅与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伦理使命、担当和责任内在同一,而且与人民群众的道德利益、向往和要求高度统一。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因其普遍性本质而使自己不仅属于历史,而且属于现在,属于新时代。

延安精神 ; 道德规范 ; 普遍性

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民族文化精华相结合的精神产物,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中先进分子崇高品德和伦理情怀的集中表现,是通过社会、国家、阶级和民族等系统道德规范形式所开显的精神伟力。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延安“就是一个世外桃源,那里阳光灿烂,欢声笑语,革命的热情感染着人们”。对于西方进步学者而言,延安军民所体现的德性辩证精神既是那样“吸引人”,又是那样“让人费解”。而对于有“修养”的共产党人而言，延安精神是一种醇厚隽永的伦理文化精神,一提起它,家园的感觉就会从灵魂深处油然而生。在辩证否定的实践理性视域,这种崇高感并非发轫于某种先验普遍性(universal),而是肇端于它的现实普遍性(general)。这种现实普遍性及其张力策源于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所包含的实然性和应然性的统一性渊薮。它包含着但又高于一般道德精神及其要求,既蕴含应然性高阶道德价值,又体现为实然性初阶道德价值。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的应然性,根源于自身所蕴含的作为“历史走向”反映的新民主主义甚至社会主义道德的逻辑基因,表明道德目标的理想旨趣,鼓励“彼岸性”道德信仰追求，具有批判性、超越性和引领性特点。而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的实然性,则根源于自己存身其中的作为“历史走向”物化实践的新民主主义甚至社会主义道德的感性世界,表明道德生活的经验回归,肯定“此岸性”道德实践现实,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和实践性特点。相应的,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所具有的“历史走向”的应然合法约束性和实然合理约束性,实际上就是作为这种社会伦理的生活实践的客观必然性和现实普遍性,即中国革命人民的革命伦理实践,从伦理关系调节到主体价值选择,再到道德理想运思。

从局部到整体:伦理关系的多样性

从社会形态学角度看,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复杂性社会,这里存在多种多样的传统性和“过渡性”社会政治伦理关系。但是,就主流而言,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的现实基础,可以合乎历史辩证法地理解为世界历史背景下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伦理交往关系［。就其时代主题而言,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反映了20世纪30至50年代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的世界历史伦理潮流,既具有世界普遍意义,又具有中国普遍价值。这一超越性就是对于“旧世界”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是对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以及种种奴役的批判,是对于那个旧世界的道德批判和伦理革命,甚至可以说,是对于全部“物的依赖性社会”的道德批判、道德超越和伦理革命。就其道德影响而言,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的伦理基础和影响已经远远超出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延安地区的社会伦理现实,甚至超越了整个中国的落后伦理事实,超越了当时中国的落后生产关系,表现出革命道德意识形态超越的相对独立性本色。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是时代的伦理呼唤,是中国近现代民族道德精神的自我超越,并朝着崭新方向去发展，因而,延安革命道德精神能够吸引中国甚至国际热血青年冲破羁绊奔赴延安。

第一, 就宏观整体看,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的产生与发展, 有赖并服务于当时中国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全部伦理关系的普遍性“历史走向”。其现实伦理关系复杂而又艰难, 政治上, 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战略相持, 再到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军民, 克服自然条件和政治障碍的限制, 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经济上,延安地区物质基础乏弱, 难堪革命斗争需求, 为摆脱困局, 边区政府掀起了大生产运动, 并孕育了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完全不怕困难, ……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的精神收获。1942年12月,毛泽东对此即“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概括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文化上,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是对世界先进道德文化和中国传统优秀道德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它是中国儒法等实事求是伦理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道德精神在新民主主义视域下的融合与创生。尽管陕甘宁边区的物质基础是落后而薄弱的,但其秉持的道德精神却是进步而革命的。延安地区的道德水平与其社会发展状况并不完全同步。在伦理思想史上这种现象并不少见,19世纪上半叶,经济落后的德国就曾孕育出了先进于经济发达的法国、英国的伦理思想。20世纪40年代,在经济困难的陕甘宁边区,以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为代表的根据地军民的道德思想和觉悟却远远领先于国统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延安“象征着光明灿烂的前景”，这是很多进步人士对陕甘宁边区的强烈印象。从世界现代史的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时代精神,体现出了彻底的革命性和超越性,并从整体上对经济伦理关系、政治伦理关系和文化伦理关系等表现出普遍道德意义。

第二,就历时过程看,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顺应了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散发着独特的精神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引领着整个中国社会道德的历史前进方向。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的新伦理关系及其道德规范,具有模范性、典型性的普遍先进性特点。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的现实基础,从历史上说,可以理解为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交往关系,充分表现出革命道德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和历史发展性的普遍性特点。在历史辩证法看来,社会思想是历史的思想,它因为自身作为“扬弃”的中介环节,而获得了自己的普遍历史意义。马克思说:“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既是这种“批判的”产物,同时,又是这种“革命的”新开始。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德,它们以其自身的过渡性历史身份而获得了自己的普遍历史意义。对于以往的旧伦理旧道德,它表现出超越性、特殊性的个性,对于未来新伦理新道德,它却表现出现实性、普遍性的共性。在延安时期的文艺伦理中,能够经常看到延安精神所提倡的新生活伦理的这种历史双重性及其所带来的喜剧的或悲剧的伦理冲突。这些艺术形式及其伦理思想因此广泛表现出自己介于新旧之间“划时期的开端”历史中介意义,从而“开了新生面”。《逼上梁山》《黄河大合唱》《小二黑结婚》等都具有这种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就像“新民主主义”一样,在历史辩证法语境,它们既是“现在的”,又是“将来的”；既是“最低的”,又是“最高的”。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在对旧社会的批判和对新社会的建设过程当中,从中介特殊性道德规范跃升为历史普遍性道德规范。

第三,就共时存在看,作为人们现实生活反映的道德观念,始终是与他们彼此之间的复杂伦理内容及其互动关系紧密相关的。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社会伦理矛盾是比较复杂的,需要“深远的政治洞察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需要党、政权、武装和群众组织等四个伦理层级之间的密切协同配合。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在延安先后提出和实行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和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在渡过难关的同时,培养了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这不仅是一场生产自救运动,也是一场思想道德建设运动；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不可磨灭的道德精神财富。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拥政爱民运动和整风运动等涉及社会关系深刻而广泛,伦理原则灵活而普遍,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伦理塑造意义,“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在反对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的共同利益基础上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要求,是全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超越地域、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的共同的道德规范和准则。

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集中体现了时代普遍道德价值“应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社会各阶级阶层创造的革命伦理精神和高尚道德品格,作为一种高阶道德,理应成为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的普遍道德行为规范。就历史和逻辑而言,延安时期的多种多样的社会伦理关系、伦理实践都应该遵循这些高阶道德精神及其规范。概言之,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的先进性,是通过普遍性和现实性表现出来的,它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生活状况的伦理需求,应该成为规范陕甘宁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甚至国统区主要伦理关系形态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从人民群众到先进分子:道德主体的广泛性

道德规范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它还体现在其自身道德主体的广泛性上。作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道德,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就是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和规范形态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延安化”具体表现,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价值统一性。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作为意识形态,有自己的主体阶级基础。如何看待延安精神的道德主体?马克思说过:“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 所以,从本质上看,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各进步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局部执政政权,其道德上层建筑的阶级主体就是圣地延安等这个革命大熔炉中的“特殊金属”,即共产党领袖群体、先进分子、英雄模范、军人、农民、工人、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等。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党的教育,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思想道德境界都逐步得到升华,在道德上表现出革命性和先进性。他们就是中国革命历史进步的主体力量,就是延安革命道德精神生成和实践的主体。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和先进分子的道德实践及率先垂范,使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并取得最终胜利的普遍精神法宝。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向来重视道德修养,崇尚德才兼备。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结论中,要求“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事实上,党的领袖群体和先进分子既是如此理论的,也是这般实践的。他们是奉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道德操守的人。在他们看来,“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延安时期,毛泽东勤俭节约,“总是穿着单薄的打着补丁的旧棉衣”。周恩来“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具有“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刘少奇“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身居高位,生活上却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领到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再补。” 党的其他高级干部和党员也积极践行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被尊称为“延安五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和吴玉章,同样以高尚人格风范,铸就了共产党人的光辉道德形象,赢得了普遍的尊敬。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努力建设“质量更精一些”的边区政府和党组织,因为,他深知“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政治伦理智慧。可见,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和先进分子这一道德主体群体,恰当地将马克思主义道德和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精神,创造性地融合于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之中了。马克思主义道德信仰是这一道德主体先进性形成的精神先导,而其“嘉言善行”则是这一道德主体先进性形成的实践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和先进分子的道德历史创举,从引领性、示范性方面充分证明了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的普遍合理性。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英雄模范、军人、农民和工人等普通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道德创生和践履,将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贯穿在最普遍的劳动生产和革命战斗中去,并使其成为自己实现革命道德价值的精神力量。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的普遍性,从其主体性和互主体性角度,进而从整个社会历史主体性角度看,因其创造主体和效用范围体现为最平常、最普通的人民性,从而也获得了自身历史本体意义的彻底普遍性。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是从普通民众到先进分子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接受和实践的,它不仅仅是个人的或少数先进分子的道德规范,而且也是以工农兵为代表的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道德规范。因此,它具有彻底的人民性和广泛的社会性。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了许多先进模范,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展现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和精神,塑造着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崭新伦理关系和革命道德规范。延安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的形成,有力地验证了唯物史观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创造者的客观真理。正如列宁所说:“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做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正是“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他们不仅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还创造了道德伦理规范精神财富。特等劳动模范杜林森艰苦奋斗,创造了更高的开荒成绩;劳动英雄黄立德善于思考,忘我劳动,种菜成果斐然。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人民英雄辈出的热土,其典型代表性人物如烧炭英雄吴俊,捞纸能手王国初,模范会计员聂长林,种菜能手姬仲飞等。正是无数有名和无名人民英雄,集中创造并体现了延安精神忠于理想信念、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伦理精神风貌。总之,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有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道德体系,它不是高高在上地被某种神力或强力颁布的,而是延安时期共产党领袖群体、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一起,在长期共同革命生活过程中创造并养成的道德精神、原则、规范和理想。它们外在地表现在英雄模范、军人、农民和工人等的日常视听言行之上,内在地蕴涵于英雄模范、军人、农民和工人等的普通言谈举止之中。

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知识分子、公职人员和一般干部,通过自己的道德宣传教育、社会管理和生产管理等实践创生和践履,无可替代地将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推广到社会伦理生活的方方面面。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改造,是20世纪20年代甚至更早业已兴起的中国社会改造进程的真正起点,它不是乡村社会改造“实验”的小打小闹，不是“移风易俗”道德改良的不痛不痒，而是真正的社会伦理革命。它是全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德文化对于腐朽的封建主义道德文化的革命,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社会意义。延安时期,“公廉诚勤俭”是边区干部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只见公仆不见官”是边区干部道德的基本特征。政务人员在工作中主动积极,进取创新；在生活中勤俭节约,甘于面对艰苦；在面对群众时,勤于奉献,不计得失。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整个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道德甚至社会主义道德意识自觉性得到淬炼,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革命使命感普遍增强,广大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不断提高,新型社会家庭婚姻关系和男女平等观念逐步确立,在这里建立起来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官兵、官民、军民、男女等伦理平等关系。毛泽东曾自豪地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里“没有军阀主义”“没有官僚主义”，毛泽东更是像当年在橘子洲头那样意味深长而不无豪迈地发出了这样的历史之问:“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廉洁政治呢?”

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社会道德生活的一部分,道德规范的普遍化过程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绝对划一的。事实上,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各个阶层,一方面在创造着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一方面在实践着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是“可学的”,“可普遍化的”,因为在这种道德精神之中合乎逻辑地包含着以萌芽的、潜在的形式存在着的普遍性张力。这种先进性伦理思想和道德精神的普遍化可能性,是可以转化为人民群众的道德思维和道德行为的现实性的。这一切显然与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尽朝晖”“尽舜尧”道德普遍乐观主义是一致的。

从民族到国家:道德价值的普适性

在经验语言层面,道德规范的普遍性与其自身的客体普适性、历史必要性是内在相关的。不管是在知性上,还是在德性上,道德规范的普遍性都应该同道德规范的价值性直接相关，否则就会有悖于实践辩证法。英国伦理学家黑尔认为:“所有的价值判断都隐含普遍性。” 其实,准确地说,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应该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不仅包含源于其自身理论逻辑的内在价值,而且具有发生于实践物化或对象化进程的外在价值。作为时代精神的反映,延安精神的道德价值包含着民族共识的独立愿景和阶级矛盾的解放要求,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希望,也是新中国的普遍道德先声。这种基于社会历史必然性的价值普遍性,是内在崇高性和外在实践性的辩证统一。其内在崇高性主要表现在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自我革命及其历史意义上;其外在实践性主要表现在对于民族和阶级革命道路的指导引领及其社会作用中。可以说,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是中国共产党人乃至全社会道德追求的反映,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包含着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阶级阶层孜孜以求的道德价值。在理论上它应该是,在经验上它被证明是可“普遍模仿”／“可普遍学习”的。它不简单的是直接现实的,而是还体现人民群众消除价值目标和现实际遇之间差距的道德理想价值的;延安精神道德价值的主体性,为现实的伦理关系找到并提供了合规律性的一般方向性、目的性和规范性,因而可以普遍地指导现实革命活动。

第一,从民族生存道德状态看,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因其自身所包含的对外矛盾和对内矛盾的特殊伦理适用性而获得自身的相对普遍性。它们因其自身所独具的民族伦理真理性和价值性而获得自身的普遍性;它们因其自身所包含的民族何以解放的价值智慧和民族何以自由的理性智慧及其统一,而获得自己的普遍性。马克思说,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就其事实性和价值性的双重内涵而言,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的精髓,是认识问题、把握规律、提出正确实践伦理路线的知性前提和德性保障。从最紧迫的抗战问题看,1937年8月洛川会议确立了全面抗战路线,解决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现实、最紧迫的重大道德生活问题,即如何认识抗日战争和怎样坚持抗日战争的问题。因为能否提出正确的抗日战争路线,是能否团结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问题。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把主要社会资源转换为抗日力量的“中心关键”“中心支柱”。“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当正确的抗战路线具备一定条件后,就可以转化为实际物质力量。“一定条件”就体现在全民族的觉悟程度,表现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决心和热情,以及对抗战奉献了多少、奋斗了多少。这就是“抗日的民族团结”“共赴国难”道德价值的体现。全面抗战路线是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与行动是实现全面抗战路线的根本。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给延安干部群众的回信中说:“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应当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奋斗精神源于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是在对困境和挑战所做的卓绝努力、回应和超越中,表现出来的具有普遍价值的“精气神”。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遇到了巨大困难。严重的自然灾害、日寇的重点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等压力接踵而来。对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动摇和退缩,而是迎难而上,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向来自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和自然灾害发起了坚忍不拔的奋斗，并领导人民军队和陕甘宁边区各族人民群众,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可见,延安精神道德价值的实现与共产党人的内在道德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密切相连,也与中国民族解放和革命的现实命运紧密相连。

第二,从国家政治伦理发展方向看,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因其自身所包含的特殊历史境遇中对特定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有限肯定,而获得自身的相对普遍性。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也是人自身不断获得解放的发展过程。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是镶嵌在此伦理进步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切国家形态,也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伦理合理性。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所面对的最基本历史问题,就是“沦亡惨祸,迫在目前”的“亡国灭种”危机。因此,国家内部不同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之间,是否能够放下分歧,一致对外,共度时艰,成为亟待解决的最基本政治伦理问题。而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实践智慧,如果没有爱国主义的伦理气度,一句话,如果没有顺乎社会政治伦理潮流的高度道德精神,抗日统一战线是不能形成的,这一问题是不能很好解决的。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与史沫莱特谈话时说:“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 其政治纲领包括促使“南京政府转变为真正的国防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国家制度改变为基于普选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可以说,从先前的北上抗日战略转移,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再到毛泽东《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发表,充分体现了延安精神所包含的高度政治伦理实践智慧。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昭示了中国未来的前进方向,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初心使命“延安时期化”的鲜明体现。这些重要成果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方向,更是契合了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谋复兴与谋幸福的价值自觉。

第三,从民族和国家的道德精神、道德原则和道德范畴角度来看,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具有普遍性。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的普遍性与中华优秀道德文化的历史合理性之间存在着内在统一性,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就是对于民族道德精神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广泛渗透和凝结着民族道德精神、道德思维和道德理想。1939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中谈到孔子“名实关系”时说:“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孔子思想除了“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关系的说明”。他明确要求克服孔子“观念论”的封建糟粕,吸收其中的精华,认为“过犹不及……是重要思想方法”。所以,“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成员,大多成长于传统道德教育背景之中,对于儒家道德文化有着深刻理解,深谙其中的精髓并能够加以继承发展。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章中,就从不同的侧面诠释了共产党人对于民族道德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并以此为据,不仅向全党提出了“要加强党性修养”和“如何加强党性修养”的重大命题,也向普通民众指明了“如何加强革命道德修养”“如何实现自身道德价值”,从而大大提升了党和群众的道德自觉性。“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经历了‘风雨浸衣,野菜充饥’的艰难远征,经历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刻’的严峻考验,经历了‘被困死、被饿死、被解散’的艰苦磨炼,一大批汇聚在黄河之滨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矢志不渝、乐观自信、艰苦奋斗,用他们无私无畏、敢于牺牲的革命意志和豪迈气概,彰显了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捍卫与执着坚守。”中国共产党在强调远大道德理想引领性的同时,又高度重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实际情况,并努力开拓和创造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中国化的新境界和新价值。这种道德价值没有脱离革命现实和人民,而是作为实践的精神价值,与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相联系,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相联系。

可以说,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与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新民主主义的层面上实现了高度统一。在延安时期,共产党人高举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旗帜,发扬无私奉献、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一切道德实践活动,塑造了全新的伦理关系,建构了一种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集体道德人格,提供了道德革命的凝聚力,证明了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所具有的广泛认可度和普遍适用性。

从社会革命到人的解放:道德理想的引领性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史诗般地表现出对人类解放和社会革命事业的道德忠诚。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对于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所激发出来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成为共产党人与先进分子普遍追求的高阶道德理想。延安精神的道德价值不仅表现在它对于普通民众、地区、党派和国家的意义和启迪,而且表现在对于现代中国命运和历史走向产生了持久和深刻的普遍影响。延安精神的道德价值已经溢出了阶级范畴,溢出了陕甘宁边区范畴,溢出了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范畴,更是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对于整个世界道德思想文化的伟大贡献。它反映了“革命的人道主义”价值旨趣,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是一种现实的、先进的、普遍的道德实践精神的时代化展现。在这种道德实践精神的指引和鼓舞下,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党群之间、军民之间、社会阶层之间、普通民众之间,建立起来了真正团结、互助、友爱的伦理和谐关系。作为一种新型道德形态,在本质上说,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真正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特别是被压迫民族和劳动阶级的价值和尊严。概言之,延安精神所包含的诸如忠诚、革命、奋斗、奉献、牺牲、先人后己等“革命的功利主义”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要求，显然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伦理意义和道德价值的。

第一,就其道德理想的进步／论价值取向看,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也因其所表现出来的人民革命性精神和社会史价值,而获得了自己的普遍意义。延安精神的道德理想与中国社会革命和道德文化变革是密切联系的。习近平曾说:“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43］就其本质属性而言,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具有革命性、进步性,秉持引领被压迫阶级和民族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先进道德理想。道德理想是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整个社会和个体人格上的完全的实现。道德理想是指一定道德所向往的、与其原则和规范高度符合的、具有崇高价值的道德生活境界和典范人格。无产阶级的道德理想人格,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热爱劳动、尊重科学和真理等崇高的品质要求为基本内容,强调向人民高度负责,密切联系群众等。这种道德人格,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是劳动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优秀品质的集中反映,具有最广泛的人民性、群众性,因而是最崇高、最具有感染力的。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一如既往地在思想深处坚持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要求党员和先进分子。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共产党员必须要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和品质”。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而这种崭新道德规范以人类全部知识文化为基础,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旺盛的生命力。因而,它绝不是虚无缥缈、无法达及的“道德乌托邦”,恰恰相反,它具有直接的现实普遍性,是彼岸性和此岸性的辩证统一,是理想性和现实性的辩证统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道德实践,是达到无产阶级理想人格的现实道路和实现方式。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克服种种困难,牢牢树立起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伟大道德理想并取得了最终胜利。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也因其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性精神和社会史价值而获得了自己的普遍意义。

第二,就其道德理想的崇高／论价值取向看,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也因其所表现出来的纯洁奉献精神以及对于人的社会价值的推崇而获得了自己的普遍意义。作为革命浪漫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革命的功利主义”的独特道德意识，延安精神的道德理想是美而善的。康德说:“美是德性——善的象征;并且也只有在这种考虑中,美才伴随着对每个别人都来赞同的要求而使人喜欢,这时内心同时意识到自己的某种高贵化和对感官印象的愉快的单纯感受性的超升。” 至少对于社会先进分子和劳动者阶级而言,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会引起这种崇高的道德审美心理共鸣。延安精神道德规范对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既包含着特殊性道德要求,又包含一般性道德要求;既有最高层次的道德要求,又有一般层次的道德要求。延安精神道德理性的核心“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同样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指引性。延安精神道德理想对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发挥了巨大的道德精神鼓舞和激励作用。在陕甘宁边区,不仅党的领袖群体表现出崇高的道德修养,而且普通兵民也展现出崭新的道德风貌。延安“五老”率先垂范,在生活和工作中展现出追求真理、求真务实、言行如一、奉献人民、艰苦奋斗等崇高道德精神。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在给吴玉章的寿辰祝词中说:“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模范。”1935年10月,红军行军到陕北吴起镇,谢觉哉拒绝特殊照顾,坚决要求与大家一样睡在寒冷的露天荞麦地里。其德斯美,正如诗云:“露天麦地覆棉裳,铁杖为桩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他的美德生动诠释了“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的高贵品质。正是有了这种追求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道德理想信念,才有无数的革命者在困难和挫折中甘于无私奉献。这种道德理性和信念是他们团结进取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正是由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信念,他们才有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革命才能最终取得成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革命军民,正是通过将远大道德理想落实于残酷严峻的现实条件和伦理境遇之中,从而双重证明了革命者最为普遍的人性光辉。

第三,就其道德理想的实践／论价值取向看,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也因其所表现出来的实践理性精神以及对于人的自由价值的尊重和追求而获得了自己的普遍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就人的具体存在而言,马克思主义将人看作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的人,看作是追求现实品格的人;就历史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将人看作是追求解放和自由的人,看作是追求理想人格的人。马克思说:“人不是由于具有避免某种事物发生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具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人只有在对于现实“客观世界的改造”以及对于自己个性的改造中,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从而使得社会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使这个联合体的人成为自由的人。“自由的人”就是实现自身价值的道德人格健全的人,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道德理想人格,也就是延安精神所追求的道德理想人格。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延安精神倡导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要站立于时代之前,坚定理想信念,发扬勇于牺牲的精神。延安时期,追求并实现这种理想人格,成为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革命军民在日常工作、生活和劳动中奉行的行为准则,共产主义道德的光辉已闪烁于他们的言行之中。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吴玉章:“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的啊!……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涌现出无数具有这种理想道德人格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革命群众。毛泽东对这种道德人格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们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们的人格力量“重于泰山”,他们的人格形象“生的伟大”,他们的人生道德价值是不朽的,他们是自由的人。因此,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所包含的道德理想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已经被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变成了普遍道德事实。延安精神道德理想所具有的激励性和引领性,极大地鼓舞了更多的人,也将社会各层级的进步力量和人士团结在一起,把先进性思想与广泛性要求高度结合起来,并凝聚成一股强大的道德自由精神力量。在陕甘宁边区,正是这种道德理想及其道德实践使得整个社会表现出理想伦理风尚和社会的雏形,借用布洛赫对马克思所要建立的新社会评价语言来表达,可以说,在这里,个体主体之间彼此平等,主体交互性关系跃然闪现:“积极感悟自身的人性……既因为这个热情洋溢的人(马克思)意识到他自身是一个人,又因为他也觉悟到他人也是人。”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4月在陕西考察时讲道:“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50］只有从思想根基上认识延安精神及其规范力量的理论普遍性和实践普遍性,才能继承和拓殖这一宝贵财富。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伦理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立德、立功、立言”之不朽精神成果［51］，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当前,世情、国情和党情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景,同时,在前进道路上,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要实现伟大梦想,就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的重要精神，继续汲取并发挥延安精神道德规范的现实普遍性力量。“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力量、查找党性差距、校准前进方向。”让延安精神及其道德规范,为推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充沛绵绵的普遍性道德力量。

（作者李建森系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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