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转型背景下遭遇系列困境的实质原因在于教育主客体之间未能形成良好的信任关系，具体表现在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人际交往信任困境、主导价值认同困境和情感信任困境等方面，这和复杂的网络交往环境、社会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和人们不同的利益诉求等密切相关。我们应在厘清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基础上，疏通双方交往渠道，加强教育主客体的有效沟通；增强双方互利共识，促进教育主客体的主导价值认同；密切网络人际关系，重建教育主客体之间信任的情感基础，以消解双方的信任困境，达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与主客体认知规律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信任困境；教育主客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在新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围绕着主客体之间的持续网络信息交往而展开。探讨教育主客体信任困境，并提出化解之法，既是协调网络人际关系和增强网络社会信任度的现实诉求，也是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和增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内在需求，更符合做好新时代的宣传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要求。具体来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信任能促进双方在社会认知、思想观念、信仰价值以及网络行为等方面达成共识，实现教育的思想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并简化多元价值关系、营造和谐的网络氛围。但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运转，各种新问题和新状况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断得以呈现，主要表现在教育主客体信任矛盾、教育理想预期和教育客体实际思想状况之间的矛盾等等。一旦缺失基本的网络信任，就无法顺利进行网络信息交往，也无法完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流程和实现教育主客体之间的思想价值共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源于现实社会实践，主客体信任困境产生于网络社会之中，归因于网络社会和网络人的特质之中，解决于网络社会交往实践和日常社会交往实践之中，并最终回归于人本身。

        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信任的界定

     反映事物本质性属性的概念就是事物的内涵，做好内涵解释才能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在学术界，无论是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理论、信任关系、信任机制还是信任路径研究，都不能绕开对最基本的关系主体——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探讨。因此，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信任的基础性工作和第一要务就是界定和阐释教育主体、教育客体以及教育主客体信任。

(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统治阶级维护自己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的政治行为，其最终目的是要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要求通过各种方式，达到润物无声，将自己的阶级意志和基本价值观传导给教育对象，培养拥有本阶级立场和阶级情感的接班人或同盟军。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是决定其统治秩序和统治地位的核心因素和精神定力，有什么样的统治阶级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定力。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1]178

如今，我们从事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属于作为社会统治阶级无产阶级的意志和价值观念的政治行为，传导和灌输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意志和价值要求，宣扬和传递的是党的方针政策和精神力量。因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通过网络的虚拟形式和新媒介，传递和宣扬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社会的主旋律、正能量和积极因子，以便高举旗帜、鼓舞民心、凝聚民智、兴育文化和展示形象的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政治行为，是在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上发挥应有职责和功能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它既继承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也形成了自身的教育价值形态，需要不断契合网络社会现实和虚拟生存方式，注重教育方式方法上的科学性。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

任何历史活动都是人的实践活动，无不是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它们因彼此的存在而存在，既有物质性的塑造与被塑造的能力交换关系，也有精神性的认识与被认识的评价关系，并且在这个实践活动中，主客体双方都是一定社会特定的现实的个体或个体的组织形式。马克思指出：任何“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147生产方式就是他们在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地位的不同方式，在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地位中处于主导地位和主体地位的人就是占统治阶级地位的人，而处于被动地位和占劣势地位的人就自然而然地必须接受占统治地位的人的支配和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决定的。社会主义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传导和灌输党的意志观念和国家的主流价值思想的政治实践活动，并在这个实践活动中形成了特殊的教育者主体和受教育者客体彼此之间的交往关系。

学术界较公认的“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概念是指：“依据一定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品德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影响的个体或群体，既包括专职教育者，也包括兼职教育者，还包括那些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对特定对象开展某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人。”[2]150而“教育对象”是指“教育者施加可控性教育影响的对象，包括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及由许多人结合起来的有组织的群体”[2]158。鉴于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在传播网络思想政治观点和网络道德价值规范活动中起主体性作用、居于主导性支配地位的能动者、组织者和教育者，能自觉性地、有计划地、有目的地影响客体的政治观念、价值信仰、思想品德和人格心理等，它可以是人、群体或组织，如决定教育性质和方向的社会统治阶级的导向性主体、本体性主体或实质性主体(如政党组织、政府部门等)、执行具体教育工作和开展相关教育活动的专职组织或工作人员的具体实践主体(如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群众组织、相关行业协会、教育专职人员等)以及进行网络自我教育中的教育主体个人等，一般都是思想、知识、经验等方面更具优势、发展更加成熟的个体或组织，具体有党政机关和政府网站思想政治教育栏目工作人员、各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管理人员、网络论坛相关负责人、相关APP后台管理人员等等。而与教育主体发生相互作用的指向对象、教育的相对接受者或教育活动的相对被动者就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由于网络身份的匿名性、动态性和流变性，这个客体无法具体到某个地域或某个时段的某个人，它也不是孤独的网络终界个体，一般涵括广大的网络使用者、网络群体和网络组织，并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有时也能够反过来影响主体，实现客体的主体化。这里的教育主体是代表着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人们，教育客体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个体或个人；虚拟网络和新媒体就是传导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中介和途径，它们之间彼此联系、相互成就。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客体关系既源于日常社会实践，又不同于现实人际交往关系，也与学校普遍性的师生教育关系相异，它具有本身的特殊性质和特殊难度。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客体信任关系

信任研究涉及不同层面和学科，维度不同则其意蕴也各有所指，如一种内化的社会共同价值或伦理规范、一种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一种社会交往关系范畴或者一种事实判断依据等等，本文所研究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信任主要是从人际信任的角度展开。而信任无论是希冀、期待还是信心，其不确定性在网络交往中表现得更加普遍，因而，信任对于构建良好的网络人际关系和营造和谐的网络社会氛围就显得尤为重要。因而，现实问题不是要不要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而是如何更有效地通过网络和虚拟手段开展更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信任问题。因为双方信任度越高，主体传导的教育内涵就越容易被客体接受和领会，这就是“亲其师而信其道”；双方信任度越低、信任基础越差，那么主体的教育内涵就越难以直抵客体心田，就越难以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可以将这种信任关系比喻为“黏合剂”，二者越信任，黏合剂的性能和效果就发挥得越好，就黏贴得越紧密；若二者不信任，黏合效果就会越差，甚至出现貌合神离或黏不起来的现象。因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客体信任问题是决定教育效果的关键性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有学者分析并界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信任”，认为它是“教育主体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某种属性的同时预期其能满足自身发展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信赖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一种价值关系”[3]。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信任关系必然产生于持续的网络社会交往之中，对外受到日常社会环境、网络社会环境以及大的教育环境的影响，对内受主客体的交互行为和特质心理的影响，它是个体对对方角色期待的关系性信任，既是主体主动相信客体能符合教育要求并实现自身发展的目标，也是客体通过系列评价活动后相信主体具备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能力，以共同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网络社会实际。因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信任既是一个复杂变化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心理问题，它主要是指教育主客体在网络意识形态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中，预期对方能满足自身适应网络社会发展需要，而彼此托付和信赖的一种肯定性关系，并通过交往互动达成认知、思想、价值和情感等方面的默契和共识。这种以满足人的合理性需求来激发人的自觉性，从而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交往、理性和情感作为人际信任的三个重要维度，它们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信任也具有重要影响。在现代社会，交往信任、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越来越成为人际信任的基本结构，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则表现为教育主客体建立在彼此的诚实、情感和爱等内在人格特质基础上的特殊信任，建立在思考、理性认知基础上的主导价值认同信任，以及建立在平等、互动基础上的人际交往信任。其中，人际交往是前提和基础，只有通过双向人际交往，才能产生起码的认知、深入的熟悉感和深厚的情感，也才有产生信任关系的可能。这些信任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构建和维系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信任关系。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信任的困境及其成因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客体信任取决于多方因素，既有教育内涵的可信性、合理性、趣味性和有用性，主体的真诚情感状态，主体对客体施加教育内涵的方法方式，也取决于客体对教育内涵的真理性认知情况和理性态度，以及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等外在因素。没有主体的真诚态度和满腔热忱、适当的方法方式，就不可能有客体对主体和教育内容的信任；没有客体对教育内涵意义和价值的理性认知，没有教育内容对客体人生意义的积极支持和正面引导，也不可能形成彼此的信任关系，就难以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这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客体信任困境主要是指由于彼此之间缺乏基本信赖和有效性承诺而形成的一种不平衡、不协调乃至不安全的状态，双方会因此产生消极情绪和不对等行为。有学者提出，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忽视人的价值、个性和情感，以及教育客体的主动性和教育服务等伦理困境[4]。这主要涉及教育的价值、内容和方式等方面，其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信任关系又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信任困境既和主客体发展现状有关，也离不开网络自由化特质所带来的多元化复杂关系，具体表现如下。

(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人际交往信任困境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好坏是衡量彼此信任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网络社会比现实社会更复杂，网络矛盾更突出，这都影响着网络人际关系的开展。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人必须经过环境熏陶、锻炼和教育来获得“第二本性”[5]，即思想道德素质。马克思主义关于环境与人的活动的观点指出：“自然生态环境不仅仅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外部条件即外部环境，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内在要素，并是两者相互交织在一起，统一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形成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统一。”[6]恩格斯也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7]这也强调了环境于教育的重要性，而和环境密切相关的体制性、气氛性教育就是“隐性教育”。网络是思想碰撞的前沿，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各种理念相互交织，内容纷繁复杂，它为人们提供了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和宽松的环境。网络媒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网络社会是其外部环境，网络交往形成了使教育客体具有自由选择性的独特教育环境。

网络交往环境的复杂性影响教育主客体网络互动的有效性。有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界定为“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并促使其自主地接受这种影响，从而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2]4。它既十分重要，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内容和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又相当难做，网络使各教育要素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复杂，传统教育方式出现疲软状态，教育主客体之间难以形成以往的制度信任关系。从教育客体来看，网民好奇心强，接纳新事物快，倍感现实困惑的人需通过网络寻找出路，这种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的交往需求是激发其参与网络活动以满足自身发展的源泉。但其本身素质良莠不齐，对网络信息的理性判断不够，基于网络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容易崇尚自由化的西方文化，追求个人利益，而敌视任何主体权威，易出现与主体预期目标不一致的局面。客体观念的去意识形态化和大众化会弱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正面效果，颠覆主体把关作用。而从教育主体来看，部分人尚未摆脱传统理念束缚，忽略双方的平等性、客体的主动性需要的多元化和情感化。同时，主体若不能依据时代需要及时更新知识体系，而仍以传统的外部理论灌输为主，则在构建教育内容上易出现僵化而缺乏多元性和贴近性、教育形式与方法上重形式而轻实效的问题，使教育缺乏说服力，不能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需要，使客体反感甚至出现抵制行为。有学者通过“Alexa”访问量查询网调查“启迪网”(湖南科技大学思想道德教育网)、“中国大学生在线”和“腾讯网”发现，“腾讯网”的“IP访问量”是“中国大学生在线”的六千多倍，是“启迪网”的近二十二万倍[8]18-19。这说明有些思想政治教育网不仅缺乏群众基础，也存在缺少层次性、互动性和个性化等问题。不抓好这个基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漂浮在人的思想表面而不能深入下去。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主导价值认同困境

主导价值是一定社会共同体对价值客体的共同看法，体现了普遍价值准则，具有符合社会生活需要的现实合理性。其取向与社会主流意识一致，为实施价值选择、作出价值判断和确定价值目标提供鲜明导向。主导价值代表着统治阶级的价值意愿和价值导向，对社会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具有价值引领作用，主导价值引导和规范着人们对价值的认知、选择、评判和实践，可以凝聚人们对某一特定价值对象的共识和意愿，可以激励人们对某一特定价值现象的意志和定力，还可以促进人们对某一价值实践的付出和追求。当代中国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来引领社会成员的多元价值，具备最广泛的现实基础，拥有最深刻的价值力量，决定社会成员的价值体系及其发展方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就在于增强社会成员的主导价值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9]而价值认同实现于主客体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之中，需要彼此运用知识储备、逻辑思维、理性判断等对社会思想观念进行理解，从而达成肯定性的认同关系，这也是一种认知信任。而客体不可能都具备这种理性判断力，还需要主体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认知心理和价值取向，这是做出合理评判的基础。

但是，由于我们的社会是开放的，人们价值观念体系受多元社会因素的影响，人们基于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和立场，具有多元价值取向，或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价值诉求，可能会对主导价值做出不同的理解或阐释，或者从各自立场出发肢解或误解主导价值，其结果就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在对待主导价值的态度和立场上出现分歧或矛盾，导致主客体的主导价值认同差异。如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我国面临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现代资源的全球化流动的干扰，价值取向多元化不断冲击着人们的主流价值认同。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西方普世价值论等打着“学术溯源”“理性反思”的幌子乘虚而入，试图迷惑、腐蚀人们的意志和信仰。同时，国内社会经济转型、文化多样化、生活世俗化、社会风气功利化和互动网络化等延伸了无政府主义倾向，社会道德规范的网络转换脱节会导致客体道德虚无思想的滋长，加上网络舆论场主体众多、观点差异、网民个性自由的过度伸张，若网络管控不能及时有效批驳各色错误思潮、摆正个人与社会、道义与功利的位置，就易受到消极价值的侵蚀，进而引发网络不道德行为。有学者调查发现，32.1%的未成年人认可实施制作、传播电脑病毒或攻击网站等黑客行为，并认为这不受法律制裁[8]249。正如思想家歌德所言，“我们的生活就像旅行，思想是导游者，没有导游者，一切都会停止。”可见，社会主导话语不断被网络多元文化所解构，特别是青年文化对主导教化方式的抗拒而导致的主题分散、导向不明、非主流化和盲目性等网络问题，这会削弱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效果，使客体不易深刻领会和掌握主流意识形态价值，难以形成内生文化价值的自我认同和重构，而不易与教育主体之间达到意义共享的目的，使学校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引导难度增加，这也是一个关乎社会凝聚与有效控制的问题。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情感信任困境

网络道德情感是人们网络道德素质形成的重要环节，主要指人们在一定道德认知基础上结合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理想，对网络关系和行为所产生的内心体验和主观态度，它一旦形成将持续影响人们的行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确的导向性和价值性，教育主客体之间兼具工具性和情感性的非对等关系，即双方既有典型的工作关系，也有浓厚的情感色彩，而良好关系的维持和发展离不开彼此情感表达和互动，这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顺利开展的基础和手段。

人际互动网络化淡化了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信任情感。网络培养了人们的现代信息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但信息沟通不等于人际沟通，网民交往的虚拟符号难以产生可视性、亲和感和熟悉感。因为人际情感只有在彼此交往中才能产生出对对方的信任和好感这种情绪体验，没有彼此之间的交往、互利关系或相互关爱是不可能产生相互之间的情绪反应的。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缺乏彼此之间的双向交流和相互关爱，缺乏情感产生的共同基础。因此，虽然网络交往频率有所提升，但网络的无中央控制性使人们不必顾及社会舆论、传统习惯、道德监督和社会规范，对网上不道德言行态度体验多样，人们的网络道德情感比较淡漠，甚至封闭。有学者调查发现，42.7%的未成年人对牺牲学习时间沉溺于网络游戏的行为表现一点都不痛恨，21.6%的人对此表示无所谓[8]249。可见，思想认知的信任困境会影响信任情感，即教育主体对客体难以产生由衷之情(如发自内心的关心、关怀、关爱等)，这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无法从个人情感和人格魅力上直接影响到教育客体的内心，双方关系可能会逐渐淡化、疏远甚至割裂。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信任困境的化解

     一般认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信任困境源于其本身内部现代化发展的不完善。但网络社会也是现实社会的反映，该信任困境也需要从整个大的时代背景和外部社会环境中去寻找协控消解之“钥”。借鉴认知心理学理论，教育主客体应该学会认知和建构主体性能动角色，完成信任认知、信任情感、信任意志和信任行为的有机统一，实现价值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自觉。

(一)疏通双方交往渠道，加强教育主客体的有效沟通

沟通的有效性主要在于沟通主体素养的提升和关系的共在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信任也是一种网络人际关系，必然涉及主客体的内在信任特质。梅耶、斯古曼等学者认为，人的内在信任特质趋向于一种道德人格，如正直、仁爱等。因此，要增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信任，就要从源头上提升其信息素养。而信息素养的培育在于人们充分发挥主动性、实践性和创造性，把握信息工具寻找、评价和有效利用信息资源而获得，包括文化素养、信息意识和技能等。网络环境的复杂性激发人们学会用辩证思维、多元视角和发展眼光去选择信息内容、分析和把握社会问题。要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主体要自觉承担举旗帜、聚民心和兴文化的使命，唤醒客体奋发向前的精神，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念。具体要树立学习理念，全面提升知识、技能和素养，实现教育方法科学化；树立平等理念，实现客体主动性；树立服务理念，实现教育内容个性化；树立包容理念，实现教育方法多样化。如运用“抖音”“微视频”等平台增强客体学习的共享性。而客体则需要不断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修养，培育是非观和善恶观，主动对接教育要求和目标，实现自信、自强、自立和自尊品质的内化，赢得主体信任。中国古代教育历来重视自我修养，如孔丘的“改过迁善”“内自省”等。马克思主义德育论要求教育同自我教育这个内动力相统一。客体要正确认识自己，提出自我要求。但这点很难，通常依据网络交往来激发自我思考、推理和判断，并在自我监督、控制和调节中完善自身。客体的品德认识和观念也只有通过实践的深化、检验，才能外化为个体的品德行为和习惯，实现自我教育。

事实上，社会交往是任何一种信任关系得以存在和维持的必然方式。思想道德和人格品质不是静态的，而是存在于人际交往中，需要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得到认识和理解，并发生作用。于是，有学者认为，“人际信任是个体对交往对方的合作性动机与行为、行为与角色规范之间出现因果连带的可靠性预期”[10]。人际交往体现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存在意义，即便双方存在不同、误解或障碍，仍能在彼此尊重和宽容的基础上保持交往顺畅，通过深入了解而逐渐消除疑虑，增进理解和关心，以建立信赖关系，这是一个人性化和人格化的交往过程。因而，在加强沟通的有效性上仅通过加强主体道德素养是不够的，必须把这些品德伦理投入到网络交往中去，保持好积极的共在性关系，并将主体的人格品质展现和共享给客体，使其养成完善自我的自觉习惯，以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道德规范。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主客体“传-受”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尊重平等的网络交往过程，通过网络交往(如倾听、聊天、传送文件等方式)实现内心交流、道德体验和人格感化，逐渐信任并达成共识，这是教育的应有之义。

(二)增强双方互利共识，促进教育主客体的主导价值认同

福山指出：“每一个案例中的共同体都是文化共同体，他们并非基于剥削性质的规则条例之上，而是基于每一个共同体成员内心中的道德习惯和道义回报。这些规则或习惯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11]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达成和建立共识的价值基础包括价值事实的认知基础、价值实践的利益基础、价值关系的情感基础和价值目标的行为取向等，没有这些共同的价值基础就不可能形成应有的价值共识。而这种价值共识恰恰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信任的根本。网络使价值发展呈现出复杂化趋势，这也蕴涵着社会主导价值确立的逻辑前提。社会主导价值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遵循，具有价值导向功能、社会秩序维护功能和社会发展动力功能，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价值的科学理论要求，体现着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所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在于主客体在认知、利益、情感和价值取向上夯实彼此之间的价值基础、增强彼此之间的价值共识，以便促进对主导价值的认同与一致。

因此，网络迎合网民追求个性和效率的心理，形成人类新的生活景观，但需把握好“度”，防止网络个人价值张扬和社会主导价值虚位。我们要弘扬传统仁爱思想，着眼培育公民伦理道德。在2014年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提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12]传统仁爱思想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道德精神，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的“朋友有信”、墨子的“爱利人之亲”等，启发我们要待人以诚、宽容互信，正确处理好自身、他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诚信友爱”高度契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也要不断汲取孝、义、恭、信等传统思想精华，进行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形成符合时代精神的新道德伦理，培育网络诚信心态。习近平在主持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又强调，要“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13]。因此，我们还要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并将其转化为网络主流文化，引导人们形成共同的价值理想和文化信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从知性、就范式教育转向行为、参与式教育，通过发展网络文化社区、实施文化兴网工程、培育网络思想积极分子，以德感人、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和以身示范，因势利导和造势引导，做好网络信息把关者、思想启迪者和价值引导者，营造健康文化氛围，实现良好的网络信任关系，促使网络个体对崇高价值的追求，其人本化、伦理化趋势充分体现着人文精神的高度。同时，我们也要注重网络个人价值和社会主导价值的统一，不能用主导价值来包办和取代个体价值。这在本质上是自律和他律的结合，体现了个体在价值活动中的能动和受动、必然和自由的内在统一。

(三)密切网络人际关系，重建教育主客体之间信任的情感基础

一个知识再丰富、智力再发达的教育者也需要依赖情感力量以形成乐观进取的教育态度、积极热忱的情绪氛围，才能更有利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传导和教诲。只有“爱其师才能信其道”，爱屋及乌乃人之常情。积极情感的养成既要靠外在因素的影响和促成，更要靠人们发自内心的感动和依恋，所以列宁说得好：“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14]。人们做出信任选择的主观感受很大程度上也源自于情感，人际信任也是一种情感活动。信任能增加情感，情感也能促进更深入的信任关系。胡锦涛同志曾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15]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主体传授知识的认知过程，又是开启客体心灵的情感过程。这种教育情感一旦建立，便是基于德性和人格的持久性关系，它是“知行”转化的中介、心灵沟通的“桥梁”，让主客体信任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愿性、自主性和自觉性的关系。把信任从理性认知提升到情感存在，符合教育追求人之为人的价值旨归。

具体来看，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之间就是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在“情”字上有投入，更要在“理”字上下功夫，注重理论认知教育中学理的科学性，增强知识的可信度，坚持以理服人，满足客体认知情感的需求，培育其认同情感。任何学科都有其知识结构和内在逻辑体系，每个理论问题有其系统性和层次性。在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时尽量把每条道理讲清、讲透，而不是复制黏贴。使客体真正理解、听懂和心服，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和探求欲，使教学有机统一。同时，要在“新”字上下功夫，通过关注网络舆情全面了解其思想动态，贴近彼此心灵。博客、BBS论坛、微信等网络载体论点多元化、内容多样化，主体要运用网络沟通技巧及时引导非理智网络行为，以宽松平和的心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灵活化解矛盾。还可通过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电子贺卡，拉近彼此情感距离。再者，要抓住一个“熟”字，注意发挥“自己人”的网络类群体效应，主动给予客体情感信任。同时，客体也要具备尊师爱师的美德，敬重才能信任。总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培养客体的积极情感体验，以情育情、引情和换情，激发其教育自觉的兴趣和热情。

       四、结语

     网络终归是人的网络，其本质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对与现实经济基础相关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的延伸和再生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的不是“灌输-被灌输”“利用-被利用”的网络介质关系，而是要进入其中形成主客体之间共存互生的空间性、人际性信任关系。我们要统筹考虑虚实交融的全环境，实施全人员、全方位和全过程的育人理念，营造开放、平等、理性和信任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让客体在被尊重、被信任中受教育和自我教育。这将反过来刺激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并趋向多元化、日常化和生活化，推动其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并形成自我约束的外在素养和实践行为。

文章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作者简介：陈春萍，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审核：秦风

核发：李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