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日本的侵略更加疯狂，中国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各地。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又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在各方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国团结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一）西安事变的爆发

热河沦陷，长城弃守，《塘沽协定》签订，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扼杀，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对国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无比愤恨，抗日救亡运动再次高涨。

1933年冬，以第十九路军为骨干，联合第三党等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州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

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为旗帜，在福建公开宣布反蒋抗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在政治上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在经济上主张“实现关税自主”，“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在军事上撤销绥靖公署，成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蔡廷锴兼任总司令。此外，还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初步合作，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张云逸、潘汉年为驻闽代表，同福建人民政府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联系。

蒋介石国民党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了迅速扑灭的方针。1933年底，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剿共”前线抽调5个军共12个师，约15万人，分三路向福建进攻。日、美、英等帝国主义的军舰也配合国民党海军封锁福建沿海。同时蒋介石还派人潜入福建，用重金和官职收买等手段，从内部瓦解第十九路军。在蒋介石内诱外攻下，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城市相继被蒋军攻占，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逃往香港。至1934年1月，历时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

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但在民族危急关头，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主义，毅然同其决裂，表明了鲜明的民族立场和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在国民党内首先举起抗日反蒋的义旗，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为后来西安事变的发动提供了历史借鉴。

继福建事变之后，又发生了以抗日反蒋为旗帜的两广事变。1936年5月，两广当局决定利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发动反蒋运动。他们于6月1日文呈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并通电全国，吁请“中央”领导全国抗日。6月4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将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并出兵湖南。两广事变的发动，造成了逼蒋抗日的趋势，同时也有引发新的内战的可能。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中央电令西南及陈、李、白等部不得擅自行动，并调集军队于粵桂边境。7月中旬，蒋以设置最高国防会议，任陈济棠为会议成员并进京共商大计为解决争端的方案，被两广当局所拒。蒋即以官禄收买陈部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及广东空军，策动陈部其他将领迎余代陈，逼迫陈济棠于7月18日下野赴港。7月25日，国民政府下令免去李、白在桂职务，调离广西。李、白则攻击蒋违反五届二中全会决议，并邀各方人士集中南宁，准备另组政府。蒋调集大军准备武力解决，全国上下均表反对。蒋被迫放弃军事解决途径，于9月1日派居正、程潜飞往南宁调停。9月6日，国民政府收回7月25日成命，改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白崇禧为军委委员。14日，李、白通电服从中央，事变平息。

两广事变是以抗日为旗帜进行的反蒋运动，与以往各派同蒋介石进行的权力之争不完全相同，它带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对于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6年8月25日，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书，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明确指出：“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在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以后，毛泽东于9月间分别致书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等，请他们阅览致国民党书，并望他们利用各自的资望和地位，积极响应和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周恩来也先后致书曾养甫、陈果夫、陈立夫、蒋介石、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反复陈述“大敌当前，亟应团结御侮”的道理，望蒋介石等“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

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明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正当中共中央采取抗日逼蒋方针，推动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抗日政策的时候，蒋介石于1936年10月亲自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

张学良和东北军，同日本有着深刻的家仇国恨，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明显。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因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率军退入关内，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1935年9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在陕北“围剿”红军中，屡遭失败，损失了近3个师的主力部队，2名师长阵亡，7名团长或阵亡或被俘；蒋介石趁机取消了东北军3个师的编制。东北军官兵深受国土沦丧、家破人亡之痛，民族意识强烈，不愿再打内战，要求抗日。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和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对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的做法十分不满，逐步同共产党和红军建立了联系。1936年春，西北军和红军首先商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准备共同抗日。同年2月，中共代表李克农与东北军将领王以哲谈判，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局部合作的协议。3月，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会晤，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双方加强联系，但对中共抗日反蒋主张表示了不同的意见。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举行会谈，双方在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订立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守原防，互派代表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方面的协议。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尚有民族意识，应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会谈后，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进行抗日准备工作。这样，红军与国民党军团结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局部地在西北地区建立起来。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于甘肃会宁会师，中国革命的主力转移到了西北。这时，日本策动伪蒙军向察绥疯狂进攻，傅作义率部抵抗，绥远抗战爆发，西北成了抗日的前哨阵地；与此同时，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联共抗日活动也在积极进行，他们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西北“三位一体”统一战线的倡导之下，以西安为中心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中日民族矛盾、国共两党的矛盾、国民党中央与爱国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各界爱国民众与蒋介石反动政策的矛盾，等等，都在这里汇集。西北成了多种力量与矛盾的聚集地，成了中国政治旋涡的中心。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是：共同抗日、挽救危亡，还是发动内战、自相残杀？

蒋介石到西安后，立即分别召见了张学良、杨虎城，宣称要在3个月内把陕北“共匪”全部消灭，要张、杨做好“剿共”准备。对此，张学良公开提出疑义，建议停止内战，成立民族阵线，联合抗日。

10月27日，蒋介石在张、杨陪同下，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到会的除训练团的学员外，还有西北“剿总”和第十七路军总部上校以上、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共500余人参加。蒋说：“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他在讲话时还猛烈地抨击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称抗日需要首先镇压共产党，那些不愿意剿共的人与不愿意抗日的人毫无差别；共产党是更大的敌人。蒋介石的这些话，实际上是发动大规模“剿共”内战的动员令，对张学良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他听后当场流下了眼泪。

就在这时，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华北的进犯。山西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政策。他和张学良一样，开始认识到日本蚕食华北的真正危险，认识到要想挽救华北，一场抗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弄清阎锡山在抗日和停止内战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张学良派他的私人秘书李金洲于1936年10月前往太原，拜访阎锡山。李金洲在太原了解到阎锡山对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深感担忧，认为继续实行“围剿”共产党的政策是不明智的，如果全力打内战，中国人就不可能再有足够的力量去对付外来的敌人了。他愿意与张学良联合起来，在适当时机向蒋介石进行劝谏。张学良获悉阎锡山的主张与他相类似，非常高兴。10月末，阎锡山飞抵西安，与张学良会晤。经过一整天的会谈，张、阎2人搭夜车抵达洛阳。这时，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已于10月29日离开西安到达洛阳，其目的是部署“剿共”。张学良与阎锡山则以祝寿为名，趁机向蒋进谏，要求团结抗日。结果，张学良碰了更大的钉子。蒋介石厉声问张、阎：“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接着，蒋在洛阳一次训话中再次强调：“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的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赤匪同声相应，甘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

11月1日，张学良又一次试图说服蒋介石，但蒋介石表示“当前之敌人乃汉奸与共匪”，这使得张学良大失所望。

回到西安，张学良向西北军领导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讲述了洛阳之行的前后过程。杨虎城早就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建议蒋到西安时，“可以仿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干”。

蒋介石在洛阳滞留月余，除大事张扬所谓“献机祝寿”活动外，则集中精力部署“剿共”，妄图一举消灭红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蒋介石在洛阳作了如下布置：（一）调兵遣将，把30万中央军摆在汉口至郑州的平汉线上和郑州至灵宝的陇海线上，古老的潼关关隘附近也集结了8个满员师，只待一声令下，即刻西进；（二）发布对红军的攻击令，命令在甘肃、宁夏的王钧、毛炳文、何柱国等5个军，分4路进攻红军；停止对绥远抗战的支援，不准傅作义乘胜进攻日伪军，令其抽调兵力参加“剿共”；（三）严厉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南京国民政府于11月22日下令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著名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君子”，并严令取缔了上海、青岛纺织工人的反日大罢工，封闭了14家畅销全国的进步刊物。

虽然蒋介石一心要消灭中共，但他的“剿共”计划一再受挫。11月21日，红军发起山城堡之战，蒋之嫡系胡宗南一部被歼，使“剿共”前线的将领们大惊失色。24日，傅作义指挥所部，取得百灵庙大捷，举国振奋。张学良、杨虎城再也按捺不住反对内战、奋起抗日的强烈愿望，分别于27日、28日发出《请缨抗战书》和《告民众书》。在《请缨抗战书》中，张学良痛切陈词：“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杨虎城在《告民众书》中，则号召“毁家纾难”，“舍身卫国”，“拼命地守住我们现有的土地，不要再失一尺一寸，更进而收复失地”，他要军民“坚持此志，御侮争存”。但是，蒋介石对所有这些反对内战、请缨抗日的爱国言行，均视为“大逆不道”，并为此忧心忡忡。

1936年12月上旬，古城西安正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双方都力图改变对方的主张。

12月1日晚，远在武汉的东北人士王化一从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处得悉：何在洛阳为蒋祝寿时，曾在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办公室桌上看到拟好的密电，“内有调东北军全部出陕……使与共党与杨部隔离等语”，王化一得悉后立即用“华密”电报告了张学良，要其警惕。张、杨为此曾多次密商对策。据张学良说，当时他们有三个办法：（一）和委员长告别，辞职走开，到东北做义勇军工作；（二）对蒋作口头诤谏，希望在最后一刻改变蒋的主张；（三）“硬干”，类似兵谏的办法。

12月2日，张学良驾驶军用飞机去洛阳见蒋介石，以观察形势。12月3日，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谏，又遭到训斥，蒋命令张、杨立即率部开赴反共前线，对红军“作彻底的处理和根本的解决”。

12月4日，蒋介石乘车抵西安，张学良同车随行。蒋介石以华清池为临时行辕。他的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陈绍承、朱绍良、卫立煌等，也陆续齐集古城西安。

抵达西安之后，蒋介石连续接见东北军的将领，企图使他们接受自己的观点，但遇到许多不合作的反应。有些东北军将领对他说：“我的母亲被日本人杀害了，我的两个兄弟和姐妹惨死在东北家乡。……日本人的刺刀穿透了我父亲的身体，尸体至今未埋，仍做他乡之鬼……”这时，蒋介石已看出再使东北军进行“剿共”战争已没有什么希望了，开始认识到东北军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在发动最后的“剿共”战役之前，必须解决这一问题。

12月7日，张学良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长谈，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两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张学良希望蒋介石能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重，蒋介石严厉地告诫张学良，中国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张学良流着泪，嗓音嘶哑地对蒋介石说：“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耿耿忠心，服从训令。当前的国策是团结抗战或分裂抗战，必须明确择定。这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对个人的前途都是成败攸关的大问题。只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我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围剿共产党的计划。”这样，蒋、张之间的矛盾完全表面化、公开化了。结果，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都对对方失去了信心。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国民党特务竟开枪击伤学生。群众闻讯，怒不可遏，便列队出城，冒着凛凛寒风向临潼进发，直接找蒋介石请愿。蒋闻知，立刻命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请愿，不听劝阻，“格杀勿论”。同时，他还命令卫队架起机枪，准备扫射。张学良为防止爱国学生惨遭不测，立刻驱车追上游行队伍，进行劝阻。当时群情激昂，高呼：“拥护张将军率部打回老家去！”气氛悲壮，动人心魄。张学良感动得热泪盈眶，站在土坡上对学生讲：“我和大家的心是一样的，主张抗日，一个星期内用事实回答大家，否则，拿我是问！”竭力把学生劝回城去。当晚，张学良又向蒋介石诤谏。蒋竟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12月10日，张、杨又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获悉国共两党中央的谈判已破裂。他们断定蒋的主张是不能轻易改变了，再次计划“决行强谏劫持之谋”。

12月10日、11日，蒋介石连续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商定军事“进剿”计划，并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准备在12月12日发布对红军的“围剿令”，蒋介石一行也预定同日返回南京。

蒋介石经过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一番精心布置，认为可以向张、杨摊牌了。于是他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两个方案，供其选择：（一）服从中央的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西北军开赴剿共前线，与红军决战；（二）如张、杨不愿意剿共，则东北军将调到福建，西北军将调至安徽，中央军进驻陕甘地区，由蒋的嫡系部队完成剿共大业。张学良和杨虎城经过秘密协调，决定无论如何不离开西安，但也不再为内战而拼命。他们决定如果苦谏不成，只好实行兵谏，靠武力使蒋介石屈服。

在此期间，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收到报告，蓝衣社和军警特务已经拟好了一张“黑名单”，上面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中同情共产党分子的姓名。只要换防命令一经宣布，便立刻将他们逮捕。

由于这一情报，张学良觉察到危险已经迫切，他与杨虎城商定，决心先发制人，拼死以争，“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蒋介石准备于12月12日离开西安。11日晚，他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张学良出席了告别宴会，而杨虎城则借故没有来。宴会之后，张学良赶到杨虎城将军的司令部，与他进行了秘密会谈。就在这次会谈中，他们决定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具体计划。经过协商，双方决定东北军负责完成下列任务：张学良的警卫营和师负责逮捕蒋介石，封锁西安到临潼的交通。张学良还命令在兰州的东北军解除驻扎在那里的中央军武装，控制停在兰州机场上国民党当局的飞机。第十七路军负责逮捕在西安的所有南京高级军政官员，解除西安城内蒋系部队、警察和宪兵的武装，并负责关闭西安机场，控制所有的飞机。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所有部队都处于紧急状态，以便一接到命令，便迅速采取行动。帷幄运筹之后，张、杨分别回到自己的住处，召集各自高级军政官员，宣布这一重大决策。

当天晚上，蒋介石似有察觉。然而，他迟了一步！张学良、杨虎城连夜分别动员，下达命令。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于12日拂晓，分别在临潼和西安同时扣押了蒋介石和其随行军政人员陈诚、蒋鼎文、朱绍良等10余人，并控制了机场、火车站。东北军驻兰州的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也按张学良的密令，在兰州采取行动与西安相呼应。这就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西安事变。事变发动之后，张、杨遂通电全国“：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而蒋介石“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因对蒋公为最后之诤谏。并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实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八项主张的核心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表达了一切爱国军民的强烈愿望和要求。

扣蒋后，张学良、杨虎城即致电南京国民党军政要员、各省军政长官、各界知名人士，发布了告两军将士书，并通过西安电台和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全面阐述了事变的原因、目的和方针。公开申明事变是因“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覆之地”；目的是“内求和平，外求抗日”，扣蒋“绝对是纯洁无私的”，“完全是为民请命”；只要蒋“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张、杨敦促南京当局接受“八项主张”，呼吁各省军政当局同情、支持西安的爱国行动，号召全国各方面知名人士、各界民众，拥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随即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军政措施：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谈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组织以张、杨为正、副主任委员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委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释放西安的政治犯；封存四大银行在西安的金融储备，将陕甘防区交红军接替，两军南下关中，加强了潼关以西的军事防务等。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而复杂的反响。南京国民政府陷入一片混乱。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进行轰炸，并电邀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从意大利返国。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方法。国民党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和中间阶级的众多人士中，少数人表示完全支持张、杨，大多数人赞成抗日，但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更大的内战，因而对张、杨表示不支持。他们主张消弭内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几乎一致地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

当时各国的态度也极其复杂。日本政府宣称张、杨已经“赤化”，声明它不能坐视南京政府同西安妥协，极力挑动中国扩大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美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为亲日派控制，并认为在这种前提下，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以便对付日本。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支持中国抗日，但对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表示盼望事变能早日得到和平解决，同时却违背事实地指责张学良、杨虎城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认为此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张学良、杨虎城以非常的军事行动押扣蒋介石，事先并没有同中共进行任何商量。但是，他们指望中共对他们的爱国正义行动予以全力支持，并协助他们解决捉蒋后的复杂问题。因此，事变一发动，张学良要刘鼎一分钟也不耽误，立刻向中共中央发报。电文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张学良在连续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还转告了他们在通电中所提出政治主张，以及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

12月12日，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关于发生西安事变的电报后，立即作了紧急处置。一面急电张学良，要求证实来电的可靠性，并建议张学良和杨虎城，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带，红军担负在北面钳制胡宗南等部的任务；一面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报告张学良来电的有关情况。同时，提议派周恩来赶赴西安与张、杨共同协商大计。

13日，由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召开西安事变后首次紧急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都认为事变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将会“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表示拥护张、杨的爱国主张，对妥协派（南京国民政府中蒋介石代表的一派）要争取、分化、孤立，还提出要推动国民党黄埔系、CC派、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要巩固西北三方的联合，并要在抗日援绥的原则下，与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西南桂系联合；要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到西安参加救国会议。会议针对内战一触即发的危险局势，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会议强调：“把抗日为最高旗帜”，依靠党的原则正确冷静地处置，确定中共的方针是要“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会议还决定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由于事变是突发事件，一时难以了解全面情况，会上也有人提出了“除蒋”、“审蒋”的主张，但会议总的基调是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起来，从而为中共最终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奠定了基础。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指出张学良等人的行动是完全带有革命性的，并要求共产国际：（一）在世界舆论上赞助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抗日义举；（二）争取英、美、法三国赞助中国革命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苏联大力援助中国。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指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胜利；表示若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部向南压迫，“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说明“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请派飞机到肤施接周去西安。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根据对西安事变情况的进一步了解和全国事态的发展，认真研究了促使事变向着推动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方向发展的方针、措施，并于14日发出《西安事变后促动南京政府停战抗日运动的方针办法》，明确指出应发动群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援绥抗日及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在各地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等团体，以促使南京政府停止内战、走向抗日；坚决反对亲日派的降日卖国和策动内战的阴谋等。中共中央还要求各地注意，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这表明，中共中央在事变后坚持与中国国民党联合抗日的立场，坚持了反对内战、争取国内和平的主张；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与张、杨的主张是一致的。

15日，中国共产党为了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位红军高级将领的名义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明了中共坚持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解决事变、与中国国民党共赴国难的严正立场。

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出现的复杂局势面前，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于12月14日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等人前往西安。15日清晨，周恩来等18人身负重任，由保安动身，17日下午抵达西安，周恩来立即与张学良晤商。周恩来对张学良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勇敢决断的精神，表示钦佩。张学良则向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的情况和处理事变的意见。经过缜密计议两人决定：军事上，红军加入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组成的西北抗日联军，张学良则希望叶剑英参加参谋团，三军统一指挥。这使“三位一体”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融为一体，巩固了三方的团结。政治上，双方同意在逼蒋介石允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前提下，保证蒋介石的安全，释放他回京领导抗日。这既可借蒋的权威压服南京讨伐派，防止干戈再起；又可达到事变发动时提出的“促蒋反省”、共同抗日的目的。双方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等。

18日上午，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前往拜访杨虎城。中共代表团还对张、杨所部将领与中下层军官做了大量工作。这样，三方在逼迫蒋答应抗日后和平解决事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面对西安事变后出现的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共中央全面研究了国内外的动态，冷静地分析了事变可能导致的两种结局：或由此爆发新的内战；或逼蒋抗日，结束内争，共同对外。为了争取后一种前途，避免前一种恶果，中共中央于12月18日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在蒋介石答应联合抗日后，保蒋安全，进而联蒋抗日。电文尖锐地指出：“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为国家民族计，为蒋介石个人计”，国民党应毅然采取以下措施：（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共中央表示相信，如果中国国民党果能实现上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主张争取与蒋介石、陈诚等谈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在军事上作了以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准备迎击“讨逆军”进攻的周密部署。当时“讨逆军”所属东路集团军的兵力已近10个师，其中5个师已进到潼关、华县，从东面直迫西安，西路集团军的兵力也达10个师，拟向天水、陇西集中，尔后经宝鸡、凤翔协攻西安。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张学良、杨虎城反复磋商，三方于12月21日共同决定：集中红军、西北军和东北军主力，釆取诱敌深入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同刘峙决战；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西路军顾祝同军。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电周恩来，指出在西安工作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要周与张、杨共同“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公开谈判”；提出了实现和平的五项条件：“（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位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中共中央的电报嘱咐周恩来：“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电报最后要周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介石、陈诚、宋子文等谈判调停。

中国共产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实际上恰与张学良不谋而合。逼蒋抗日，乃是张学良此次发动“兵谏”的初衷。扣蒋以后，他一再表白，只要蒋介石接受八项主张，就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因此，当他了解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后，对共产党这种置国家、民族大局于个人恩怨之上的深明大义的立场，感到由衷的钦佩。

12月23日，各方代表在张公馆西楼开始谈判，讨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宋子文代表南京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三位一体”。当天上午，谈判开始后，周恩来提出中共及红军的主张：（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加上抗日或救国）。（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周恩来阐述了提出这些条件的理由；同时说明，如果国民党能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诸项，中共将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表示他个人同意这些条件，但要转告蒋介石最后酌定。

当日下午，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继续谈判。宋先就6项条件提出实施意见。他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3个月后再改组为抗日政府，并就过渡政府的人选交换了意见，拟推荐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各部部长进行适当调整。周恩来提议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张、杨也推荐了几位部长人选，原则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宋子文还提议，由蒋介石下令撤兵，即送其回南京，以主持全国政事，回京后再释放“七君子”。张、杨坚持中央军先撤出潼关，爱国领袖先释放，蒋再回南京。张、杨、周还提出：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由张学良领导，先进行抗日准备，南京政府负责军需接济。宋子文答应将此事转告蒋。最后，周恩来提议，在蒋介石同意上述办法下，他可以直接与蒋讨论各项问题。宋子文说，可先与宋美龄谈，他力主和平、抗日。这天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将谈判的主要内容电告中共中央。电报表示：如同意这些原则，他将以全权代表与蒋介石谈判。电报还请示中共中央在何种条件下允许蒋回南京。

12月24日上午，各方代表继续谈判。经过反复磋商，达成九项协议：（1）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组织令人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2）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由二宋负责；蒋鼎文即携蒋手令赴南京，下令停战撤兵。（3）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目前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由宋氏兄妹担保蒋确要停止“剿共”，并经过张学良之手负责接济红军。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5）宋表示先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3个月后改组中国国民党。（6）分批释放一切政治犯，具体办法与宋美龄商定。（7）抗战开始后，共产党公开活动。（8）外交政策：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9）蒋回南京后发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这九条，基本上同意了张、杨的八项主张；也承认了共产党、红军和苏区的合法地位。这样，国共双方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一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

当天下午，周恩来单独与宋子文会见。宋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成为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主动要求中共派专人驻沪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当时潘汉年正奉中共中央之命在沪、宁与张冲、陈立夫等人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进行磋商。因而，周恩来告诉宋子文，由在沪之潘汉年，负责与其联络，商讨、实施谈判达成的各项具体协议。

同一天，蒋介石当面对张学良做了承诺：同意中央军撤出西北，释放“七君子”，联红容共，联俄及英、美，改组中国国民党，由孔祥熙、宋子文与张学良商定名单。这表明，蒋介石已基本同意了张、杨的八项主张和中共提出的六项要求，且增加了改组中国国民党一款。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张学良及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周诚挚地向蒋陈述，目前时局，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是唯一出路。然后，他表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拥蒋抗日之意；若蒋先生肯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不仅他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听蒋先生指挥。中国共产党如此深明大义，以德报怨，不能不使蒋介石大感意外，他听了周恩来的话后，表明三点：（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氏兄妹与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谈判中所商诸项）；（三）蒋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宋子文则坚持请中国共产党及西安方面信任他，他愿负责去实施所谈各项；并再次提出要立即放蒋回南京。宋美龄表示，十分感激周恩来千里迢迢来斡旋。

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直接会见与谈判，初步达成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的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谈判。正如毛泽东说的：“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这时，放蒋基本已成定局，但一部分东北军、十七路军官兵和西安少数高级人士坚持要有条件放蒋的呼声仍然很高。他们认为蒋介石的诺言必须有所保证，如协议要由蒋签字，中央军要立即撤到潼关以东，缓冲地区要由阎锡山部移驻，等等。25日上午，张学良会见了杨虎城及其高级将领，耐心而坦诚地表白他主张放蒋的理由：“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张学良担心“夜长梦多”，出了“乱子”不好向国人交代，于25日下午3时，简略向杨虎城作了嘱托，即匆匆偕蒋氏夫妇乘车直趋机场。当时机场聚集了几千人，本是欢迎抗日将领傅作义的，蒋误以为是群众向他示威，有点紧张，立即对张、杨又重申了“六项承诺”：“（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被捕爱国领袖，并立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蒋介石还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张学良则将手谕交杨虎城，请杨即日起与于学忠代他指挥，然后于下午4时与蒋、宋等登机而去，待周恩来赶往机场，飞机已起飞。

这样，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及中共代表团（对外界用“红军代表团”名义）卓有成效的努力，由于全国广大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们的积极要求，也由于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作了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充分准备，终于获得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此外，中国国民党当局比较痛快地接受联共抗日等6项主张，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张、杨两将军因领导和解决了西安事变，“大有功于抗日事业”，而成为“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变的枢纽，是中国从内战走向抗战的转折点。它迫使蒋介石基本上结束了反共的10年内战，出现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局面，奠定了伟大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基础。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的“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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